陈志文

   推动建设大学章程的初衷与目的是良好的，即建立一个大学的“宪法”，也是学校特色的基本体现，促进学校“校法”治校，巩固并扩展大学办学自主权，促使大学健康有特色地发展。

   但在制定这个大法的过程中，我认为有几点是应该注意的。

    一定要注意接“地气”

    “大学章程”是学习借鉴西方的东西，如何借鉴，如何与中国的国情结合，是一个关键问题。中国教育在最近30年成就很大，失误也有，失误中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盲目照搬西方经验与理论。这在入园难的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。

    2013年8月，教育部公布2012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64.5%，继2011年提前完成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（2010—2020年）》“201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60%”的目标后，再次提高。提前很多年完成既定目标，但与老百姓的需求差距悬殊，更与小学超过99.8%的入学率相去甚远。上小学的问题解决了，甚至大学都已经大众化了，但幼儿园入园率只有不足65%。至今，把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却阻力重重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教育体系与理念中，幼儿园教育从来就没有纳入过义务教育体系。

    的确如此，西方从来就没有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，但这一理论与理念，是建立在一个重要的社会结构前提下的，即大部分家庭是“单”职工家庭，多数女人在家里相夫教子，一个男人的工资也足够支撑一个家庭的支出。我们恰恰是相反的，在城市，大部分家庭是“双”职工家庭，一个人的收入也无法支撑一个家庭支出，家里是没有人可以照顾小孩的。这样的学前教育政策显然与国情不符。可悲的是，每当我说起这些，我们很多专家仍然死守西方教育体系那一套。

    目前的大学章程，专家也起到重要作用，希望我们的专家多看看我们的国情与文化环境，不要盲目照搬西方的教育理念与理论。

    比如自主权的问题。这是很多专家与校长不断强调的一个重点。的确，我们大学办学自主权有很大的问题，也是大学章程制定中最为关键的一块。但我们也需要仔细厘清哪些是可能的，合理的。比如招生的自主权问题，我们既要扩大，但也要在实践中谨慎。我们也不要忘记中国的社会基本诚信状况，我们也没有成熟的诚信文化与管理体系，招生自主权一旦完全放开，会不会出现假材料满天飞，钱权情大行其道的情况?

    找对尺子，不要找错对象

    我们的大学超过90%是公办大学，因此，我们的章程一定要找对尺子，不要盲目地拿私立大学的章程来制定自己的章程。很多私立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，也因此有自己独特的治学理念与思路，基于此，也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大学章程，甚至有着千奇百怪的校规，是无法成为我们的榜样与尺子的。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，因为是一所州立大学，其办学理念与文化与其他一流大学完全不同，更加强调公平、包容，甚至是“没有规矩”。在伯克利有一句话很有意思，在伯克利80%人赞同的事情，在美国，80%的人不赞同，你不要奇怪。这与在同一个城市的斯坦福大学是不可想象的。

    在西方，基础教育上，完全是精英与大众两条教育路线，精英教育以伊顿公学为代表，从小就是严苛的管教，甚至是体罚，学生在学校就分三六九等，各种课程都分快慢班。但大众教育就完全是一种最大程度的包容与放纵，对于成绩则完全处于不干预状态。比照国内多数家长的期望与要求，我们更应该学习对应的是西方精英教育的路线，而不是大众路线。但我们有的专家一边倒地谈公立学校的理念与治理思路，结果是以一颗精英的心，走大众的路，其结果必然是导致基础教育矛盾重重。在未来的教育改革中，我们一定要力戒这种愚蠢错误的重现。

    有所为，有所不为

    制定大学章程的核心，是为大学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支撑，但实际上中国不缺乏依法治校的良好外部环境。

    我们不应该奢望拿出一个符合西方大学办学理念的真正意义上，标准意义上的大学章程。比如所谓办学自治权等，甚至抛弃党委领导，完全去行政化等，这几乎不是制定章程，是在与体制较劲了。如果制定了一批无法实施的章程，实际上是在损害学校宪法的权威性，这样的大学章程，还不如没有。

    因此，我们需要有选择，哪些是可为的，可以在现有条件下实施的。

    比如关于学术管理问题。大学质量的降低，与此有很大关系。现在很多学校抓作弊腰都不直，这与前些年媒体与社会对高校无端指责有关，也与学校法制规则不健全有关。记得10多年前，北京某大学有同学作弊被劝退，后学生与学校打起了官司，相关负责人甚至拿出教育部的电话会议讲话精神作为依据，也与我们缺乏这部大法有关。我们要拿起这个大法，挺起腰杆抓质量。

    再比如学校相关部门职能关系调整问题。学校的行政部门有权，更多是在管，利益分配，而不是服务。因此很多人既当教授，又要当行政部门负责人。近年一些优秀的大学开始剥离调整，但大量的学校还是走在老路上，这也是我们可借用章程明确规范的地方。我至今记得10多年前拜访香港浸会大学人事处负责人的情景。当时很多来自内地大学的负责人问这位处长：你怎么不兼课？这位美国毕业的博士尴尬地说，如果我能当教授就不干这份工作了，教授的工资比我高很多，我们在学校是服务部门，用你们的话讲，是二线部门。

    对于很多事情，原因是复杂的，我们无力一夜之间改变所有的不合理，那我们就一步步推进，而不是动辄批判与较劲。批判是容易的，建设，更为艰难。

    抓核心，抓特色

    因为体制环境的制约，中国大学的章程制定中，不可避免地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。也正因为此，此前有些已经拿出的大学章程，应该说没有什么大的突破，基本上是在整合学校以前的各项规章制度。如果真能制定出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章程，反倒是奇怪的，我们现实的环境就没有给你全然一新的可能。

    其实纵观美国大学的章程，大部分也是类似的，大同小异，不同的，只是在局部，因此，我们也不应该奢求全然不同的一部章程。

    因此，我们更需要结合学校的定位与特色，在可为的领域，抓住核心，抓住自己的特色，学校的特色出来了，章程的特色就出来了，而不能，也不应该奢求一个大而全的章程。

    总之，制定中国大学章程有其现实的困难，我们既要汲取西方教育理论的先进的地方，但更需要结合中国国情与文化，实事求是，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，哪怕是一个阶段的章程。而这，也是一种进步！

    （作者系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）